2009年8月13日 星期四

日內瓦公約60週年:聯合國呼籲各方更好地遵守人道法規則

2009年8月12日 8月12日是日內瓦四公約簽署60週年紀念日。潘基文秘書長發表致詞重申,日內瓦四公約對於在武裝衝突中保護人類生命和尊嚴具有長久的重要性和相關性,他敦促各國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確保公約中的各項基本原則得到尊重。紅十字國際委員會8月12日也呼籲各國政府以及同樣受人道法規則約束的非國家武裝團體拿出政治誠意,充分落實日內瓦公約及其附加議定書的要求,更好地遵守人道法規則。紅十字國際委員會主席克倫貝格爾(Jakob Kellenberger)表示,從平民大規模流離失所到不分皁白的攻擊和虐待戰俘,戰鬥前線常常發生違反國際人道法的行為。即使戰爭也應有限度,而且如果現有規則得到更好地遵守,武裝衝突造成的許多苦難就能避免。從更積極的角度來說,許多此類違法行為將不會再被忽略。越來越多的責任人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了代價,這是進步的標誌。他指出,近年來,由於武裝衝突日益複雜化,難以區分戰鬥人員和平民以及恐怖主義、不對稱戰爭等現象的出現,國際人道法的適用性受到了質疑。毫無疑問,國際人道法的現有規則仍然適用,但要改善人道法的遵守情況仍是一大挑戰。同時,有必要澄清當今武裝衝突中的某些關鍵概念,並對一些還不完善的規則加以補充。為了紀念日內瓦公約通過60週年,紅十字委員會委託開展了一項民意調查,調查受戰爭影響國家的人對國際人道法有效性的看法。調查結果顯示,日內瓦公約及整個國際人道法的核心思想得到了生活在受衝突和暴力影響國家民眾的廣泛支持,但與此同時,公約中的規則在武裝衝突第一線發揮的作用還遠遠不夠。日內瓦公約是1949年8月12日在瑞士日內瓦締結的關於保護平民和戰爭受難者的四項國際公約的總稱,是約束戰爭和衝突狀態下敵對方行為規則的權威法律文件,也是國際主義人道法的基石。1977年通過的兩個附加議定書加強了對國際性武裝衝突(第一議定書)和非國際性武裝衝突(第二議定書)中受害者的保護和作戰方式的限制。歡迎轉載,請註明引自“聯合國網站新聞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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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8月10日 星期一

有關聯合國的簡單數據

※資料來源聯合國
有關聯合國的簡單數據
現有成員:192個國家
成立時間:1945年10月24日
秘書處工作人員: 約40,000人
秘書處的組成 [A/63/310]
聯合國目前的維和行動:16個
2009年經常預算:27.70億美元 (不包括維和行動)
正式語文: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用其它語語文查看有關聯合國的資訊
聯合國紀念活動:1947年10月31日,聯合國大會通過第168(II)號決議,設立了第一個國際日??聯合國日(10月24日)。
  聯合國是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成立的國際組織。當時共有51個國家承諾通過國際合作和集體安全來維護和平、發展國家間友好關係、促進社會進步、提高生活水準和保護人權。由於其獨特的國際性質,和其《憲章》賦予的權利,該組織可就廣泛的問題採取行動,並通過大會,安全理事會,經濟及社會理事會和其他機構和委員會,為其192個會員國提供一個論壇來表達他們的觀點。
  聯合國工作的範圍達到了地球每個角落。雖然聯合國最著名的是維持和平,建設和平,預防衝突和人道主義援助,但是聯合國及其系統組織(專門機構,基金和方案)還通過許多其他方式,影響著我們的生活並使世界變得更加美好。聯合國工作範圍廣泛又具體,它包括可持續發展、環境和難民保護、救助災民、打擊恐怖主義、推動裁軍和不擴散、促進民主、保護人權、治理政務、經濟發展、社會發展,國際衛生、清除地雷、擴大糧食生產等。為了給當代和後代一個更安全的世界,聯合國正在協調努力地去實現其目標。
組織與結構
主要機關
專門機構、方案和附屬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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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常務副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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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 HeadquartersFirst Avenue at 46th StreetNew York, NY 10017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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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8月9日 星期日

聯合國與法治

保護和促進法治、人權及民主等普遍價值觀,本身就是目標。同時,這些價值觀也是一個公正、充滿機遇、穩定的世界不可或缺的。”
秘書長報告“大自由:實現人人共享的發展、安全和人權” (A/59/2005) ※資料來源聯合國
聯合國與法治
  “對聯合國而言,法治概念指的是這樣一個治理原則:所有人、機構和實體,無論屬於公營部門還是私營部門,包括國家本身,都對公開發布、平等實施和獨立裁斷,並與國際人權規範和標準保持一致的法律負責。這個概念還要求採取措施來保證遵守以下原則:法律至高無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對法律負責、公正適用法律、三權分立、參與性決策、法律上的可靠性、避免任意性以及程式和法律透明。”
(S/2004/616 秘書長關於衝突中和衝突後社會的法治和過渡司法的報告)
  促進國家和國際各級法治是聯合國使命的核心。建立對法治的尊重是衝突後實現持久和平、有效保護人權以及持續的經濟進步和發展的根本所在。所有個人乃至國家本身都有責任遵守公開發布、平等實行和獨立裁決的法律,這一原則是推動聯合國大部分工作的基本概念。
  植根於《聯合國憲章》的法治原則包括有關開展國與國之間關係的內容。包括大會和安全理事會在內的聯合國主要機構這方面都有重要作用,這些作用來自《憲章》並需按照《憲章》規定採取行動。
  大會自1992年以來將法治作為一個議程項目進行審議,自2006年以來重新予以關注,並在最近三屆會議上通過決議(A/RES/61/39、A/RES/62/70、A/RES/63/128)。安全理事會舉行了若干次關於法治的專題辯論(S/PRST/2003/15、S/PRST/2004/2、S/PRST/2004/32、S/PRST/2005/30、S/PRST/2006/28)並通過了決議,強調這些問題在婦女、和平與安全(安理會第1325號決議、安理會第1820號決議)、武裝衝突中的兒童(安理會第1612號決議)、保護武裝衝突中的平民(安理會第1674號決議) 等背景下的重要性。建設和平委員會還定期處理在其議程上的國家的法治問題。
  本組織包括司法機制,例如作為聯合國主要司法機構的國際法院,以及特設刑事法庭和混合法庭。
  聯合國的活動
  聯合國法治活動在大多數國際法領域支持制定、促進和實施國際規範和標準。
  聯合國致力於支持國家一級的法制框架:作為本土最高法律的憲法或類似文書;明確一致的法律框架及法律框架的執行;結構合理、資金充足、訓練有素、裝備齊全的強有力的司法、治理、安全和人權機構;過渡期司法進程和機制;有助於加強法制和向公職人員和機構問責的民間社會。這些是形成社會核心的規範、政策、機構和進程,在這樣的社會裡,個人感到安全有保障,糾紛被和平解決,傷害得到有效補償,並且所有違反法律的人,包括國家本身,都要被追究責任。
  40多個聯合國實體從事法治問題,本組織正在全球所有區域的110多個國家開展法治活動和方案,在非洲的投入最大。許多聯合國實體在相同國家開展活動。五個或更多的實體目前正在至少24個國家同時開展法治工作,其中大多數是衝突中和衝突後國家。
協調聯合國法治活動的努力
聯合國常務副秘書長
  法治協調和資源小組負責全面協調法治工作,由常務副秘書長領導並由法治股提供支助。
  該小組的成員包括政治事務部 (政治部)、維持和平行動部 (維和部)、聯合國人權事務進階專員辦事處(人權高專辦)、法律事務廳(法律廳)、聯合國開發計劃署(開發署)、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兒童基金會)、難民署、聯合國婦女發展基金(婦發基金)和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UNODC)。
  該小組制定了廣泛的政策指導,以避免重複和最大限度地發揮協同作用,並正在為聯合國法治工作採取新的戰略和成果製方針。該小組已商定了一項2009-2011年聯合戰略計劃,並制定了以下秘書長的指導說明:聯合國法治援助途徑、聯合國兒童司法方針和聯合國與制憲。
  請使用下面的表格與法治股聯繫。
  有關聯合國和法治的一些關鍵文件如下:
聯合國千年宣言(A/RES/55/2)
“卜拉希米報告”:整個維持和平行動問題所有方面的全盤審查 (A/55/305)
2005年世界首腦會議成果(A/RES/60/1)
秘書長的報告“大自由:實現人人共享的發展、安全和人權”(A/59/2005)
秘書長的報告“衝突中和衝突後社會的司法和過渡司法”(S/2004/616)
秘書長的報告“匯聚我們的力量:加強聯合國對法治的支持”(A/61/636)
秘書長的報告“加強和協調聯合國法治活動”(A/63/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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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聯合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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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紀念活動:1947年10月31日,聯合國大會通過第168(II)號決議,設立了第一個國際日??聯合國日(10月24日)。
  聯合國是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成立的國際組織。當時共有51個國家承諾通過國際合作和集體安全來維護和平、發展國家間友好關係、促進社會進步、提高生活水準和保護人權。由於其獨特的國際性質,和其《憲章》賦予的權利,該組織可就廣泛的問題採取行動,並通過大會,安全理事會,經濟及社會理事會和其他機構和委員會,為其192個會員國提供一個論壇來表達他們的觀點。
  聯合國工作的範圍達到了地球每個角落。雖然聯合國最著名的是維持和平,建設和平,預防衝突和人道主義援助,但是聯合國及其系統組織(專門機構,基金和方案)還通過許多其他方式,影響著我們的生活並使世界變得更加美好。聯合國工作範圍廣泛又具體,它包括可持續發展、環境和難民保護、救助災民、打擊恐怖主義、推動裁軍和不擴散、促進民主、保護人權、治理政務、經濟發展、社會發展,國際衛生、清除地雷、擴大糧食生產等。為了給當代和後代一個更安全的世界,聯合國正在協調努力地去實現其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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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案換法官 法界咸認違法

2009-6-22 自由時報
扁案換法官 法界咸認違法 記者林俊宏/台北報導
扁案的被告司法人權爭議不斷,除了扁長期被押引發關切,當初台北地院以抽籤方式更換法官,也備受爭議,包括宜蘭地院院長黃瑞華、士林地院庭長洪英花等「司法自己人」,均曾厲言批評北院作法不當,嚴重傷害司法形象。國內知名法律學者台大教授王兆鵬,同樣難以認同更換法官之舉,他曾撰文提出三策,上策是蔡守訓停止審判,對其取得審判權的合法性聲請釋憲;中策是高等法院將案件移轉管轄;下策是蔡聲請迴避,案子重新分案。王兆鵬說,人民也在審判司法,不能讓人民對司法的不信任繼續蔓延擴大;但他的苦口婆心,未獲高院、北院理睬,至今蔡守訓依然坐在審判席上審理扁案。黃瑞華也表示,司法一定要展現智慧來挽救這次危機,北院訂了刑事庭分案要點,規則制定下來,就該遵守,且應依照法的本旨與制定目的來遵守,而不是扭曲、操作。黃瑞華指出,刑事庭分案要點第五條規定得非常清楚,數人共犯一罪案件,採後案併前案,但如果後案是重大社會矚目案件,就要依第38條來抽分。扁案是重大受矚目案件,故不能後案併前案。北院一開始採抽分,抽到由周占春審理,但後來卻用相牽連案件的理由,依要點第十條併案,之前由周占春法官這一庭抽中就定案了,怎能再更換法官呢?洪英花也認為,「法定法官原則」乃是落實審判獨立,並維繫憲法第16條所保障人民之訴訟權,非依正當法律程序,不得剝奪,北院依其院內自訂分案要點之規定,由庭長會議將案子移由蔡守訓合議庭審理,自屬違法。台灣法治促進會理事長張學海指出,司法行政不能干預法院獨立審判,否則人民會不信任司法,對於扁案如此重大的國際矚目案件,是否延押應謹慎思考,否則難脫政治操作的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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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法治與人權

一、前言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日聯合國第三屆聯合國大會,決議通過「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迄今已堂堂進入第五十五年,此一宣言意義嚴肅而深遠,影響世界各國有關人權制度至深且鉅,人權理念之形成,來自人類天賦本性與歷史淵源,藉著「世界人權宣言」,人類克服了「國家利益優先」之禁錮,人權思想亦突破國內法之巢臼,由憲法層次提昇至國際法之層次,成為涵蓋全世界、全人類理性與法治的崇高課題。該宣言開宗明義揭櫫「凡人生而自由,其尊嚴與權利,一律平等」,已為現代人類人權理念之指標(註一)。保障和增進人權(Human Rights)是民主政治的重要鵠的和中心課題,民主政治乃是「權利為人共享的政治」,因此人權是民主政治的一個指標和導向。故就人權與法治兩者之關係而言,彼此有如車之兩輪、烏之兩翼。當前我們所需要的人權是以法治為基礎的人權,所需要的法治,亦以人權為目的、為骨幹的法治。現代各國的人權,均載於憲法、法律等法典予以明文保障,可見人權乃是「無法出讓權利」(Inalienable right)。基本人權不惟是憲法所確認的「先在的」權利,同時亦為「法規範」(Legal norms)。基本人權若不涵蘊法規範之意義,則政府保證權利之舉,即失其根本意義。因此政府保證基本權利乃因此等權利係屬法規範,而基本權利若不視為規範,則政府之保證將淪為空談而失其意。且人權係自然的先於國家而存在,「不可讓與」之說,恐亦根本被否認。申而言之,人權以法治為基礎;法治則以人權為目的、為骨幹,實為顛撲不破之真理,從國家社會起源之順序以觀,先有個人再有家庭,再由家庭擴而家族,由家族組成宗族、組成社會,最後肇造國家。人類要求人性的尊嚴要受到他人之尊重,個人的生命、身體、自由和財產的安全必須得到絕對之保障,為此訂定契約、組織社會,此即為法國大儒盧梭(J.J. Rousseau)所稱之「社約論」(social contract)。法國一七八九年的「人權宣言」第二條明定「人類結合成一個政治組織,其目的在保障個人生命、身體、自由和財產的安全」,世界人權宣言亦有類似之規定。繼而美國「獨立宣言」亦主張,如果一個國家無法保障個人的生命、身體、自由和財產的安全,則無論何種形式之政府,人民皆有權利去推翻,重建人民認為理想的政府,此即人類天賦的「建立國家的權利」,亦是天賦推翻不保障基本人權的國家的抵抗權。由此可知,憲法除保障基本人權外,另方面亦規定國家應有組織,然國家組織之目的在於「建立組織以保障人權」。職是之故,政府組織毋寧是手段的、工具性的、程序的,而保障基本人權的機制部分實乃為「本質的、倫理的、目的的」作用。此觀諸憲法歷史之演進,莫不以保障基本人權為主,溯自一二一五年英國「大憲章」,置重於保障基本人權而國家組織則為其次;一六二八年的「權利請願書」亦以極大之篇幅詳載個人的自由和權利,僅略微提到國家組織;及一六四九年的「人民協定」與一六七九年的「人身保護令」,乃至於一六八九年的「人權憲法」,悉以人權保障為鵠的,甚少提及國家之組織,可見保障基本人權實為憲法之主要結構。及今歷經近八百餘年,基本人權已演化為各種型態之人權,因此基本人權的內容也有所擴展,顯然已將欲使基本人權成為自然法的高次法(Higher law)提升為憲法保障之地位。總之,盧梭之「社約論」所揭櫫之思想,復經康德(Immanuel Kant)、黑格爾(Georg W. F. Hegel)等大儒之紹述闡揚,逐漸成為「人類共通之原理」。日本憲法學者小林直樹亦謂「近代憲法之價值體系,乃由自由的個人不可侵犯基本人權(Fundamental Rights)所構成」。近代立憲主義本身,也無非是保障自由人權之制度原理而已。所以從權力分立制度,以至於佔據憲法主要部分之有關統治機構諸規定,也無非是為防衛人類自由,防止權力專制的政治理念。毋庸贅言,苟非在市民階級對各封建勢力與專制君主之抗爭中贏得勝利,則立憲主義之各種原則固無從確立,基本人權也無法成為憲法之價值體系之核心。(註二)上述說明就憲法之起源與其歷史的演變,闡明了憲法和基本人權互為表裡不可或分的原理,亦明確指出基本人權與法治之本末關係。
二、法治的概念
法治即法律統治之謂,國家一切活動,必須循法以行,不能由政府以自由意思擅行決定,必須以法律為其軌轍與準繩。人民的自由及其他權利,應由法律加以保護,人民應負之義務,亦應由法律加以規範。政府機關非依據法律,不得限制人民之自由與權利,亦不得任意課人民以義務。人民固應服從法律,政府亦應遵守法律,此即法治之真諦。蓋法律者,乃治國之繩墨、人民行為之準則;古之善治國者,莫不以民法為先,法明而後政舉,政舉而後人治,人治而後國強。為維護國家之安全、維持社會之秩序,保障人民之權利,悉以法律為準據,以納民於軌物,而後得化暴戾為祥和,致民生於樂利,而國家始能長治久安,是以國皆須有法,無法不足以為國。人民必須知法守法,官吏尤須明法行法,以遂法治之要求,達法律之目的。故法治為民主政治之基礎,司法又為法治建設之首要,而人權之能否保障、法律之能否妥當運作,端賴司法審判之良窳與公正。(註三)
法治(Rule of law)一詞源於英國,蓋英國實施民主政治最早,舉凡該國的國家組織,政治機關的權利分配,人民的權利義務等,均以該國國會(Parliament)所制定的法律為準。「法治」在英國就是指依據法律而統治,或稱「法律主治」,足見法治有別於人治(Rule of man),前者「以法役人」,後者「以人役人」,民主法治雖始於近代,但我國的法治思想與實際運作,早在春秋戰國時代即有之,此徵諸管仲「法者,民之父母也」、「不明於法,而欲治民一眾,猶左書而右息之」;韓非子「法者編著之國籍,設之官府,而公諸百姓者也。」蘇東坡詩云「士人讀書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可見古之所謂法,只是君王意思之表現,而其所施行之法治只是君王制定法律,公諸於眾而要求全民共同遵守,與現代之法治政治要求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迥不相侔。(註四)
三、法治主義之意義
現代實行民主與法治之目的,非僅為消極的保障人民自由,更積極的增進人民福利。申言之,現代國家行政之基本目的,以民主與法治為其手段。昔日之個人主義思想與自由主義思想,已為時代潮流所掩蓋,取而代之者,則為團體主義與干涉主義思想,亦即從往昔之民主法治觀念發揚光大,追求民主政治與法治政治,在尊重團體公益之大前提之下,實行民主與法治,亦即在民主與法治之方法下,為維護團體利益,保障基本人權而干涉個人之自由。法治政治思想由消極之法治至積極之法治;由機械之法治至機動之法治;以及由權利分立思想至諸權利思想,由立法至上至行政權之擴大等,現在各國憲法以法治主義為其基本原理,良有以也。蓋民主而不實行法治,則民主亦將流於變相之專制,或暴民政治,而非真正之民主,故民主與法治不能相離,亦必實行民主與法治,人類基本權利始能確保體。且吾國憲法係依據 孫中山先生創立中華民國之遺教,為「鞏固國權,保障民權,奠定社會安寧,增進人民福利」而制定者,載於憲法前言,而「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國」,無不涵蘊民生主義、法治主義與福利主義之思想,衡諸上述理論,憲法之以法治主義為其基本原理,有下列兩點可以為證:(一)對人民之自由及其他權利,採直接保障主義,使人民之權利獲得周密之保護。(二)就法律位階之理論,予以明文化,以保障憲法與法律之效力。故法律位階理論之明文化,即以法治主義為基本原理之表現也(註五)。
專就法治的觀點而論,我國憲法之頒行,實於全世界趨向民主、自由、法治、憲政的時代潮流中,開創了一個新局。英儒羅素嘗謂「法律乃社會秩序的必要條件。」歷史上成功的革命,如英國一六八八年、美國之一七七六年兩次革命,都是由尊重法律的人所提倡,而中國的革命,亦正也是由素極尊重法律的偉人所發起的,而且有其整體的嚴密的規劃,使革命與法治融合為一,日進無疆,中國的革命運動與法治運動互為表裡,除爭政治平等外,還有爭自由、爭人權之目的。其始也,由革命運動以開創法治規模;繼也,則以法治規模確保革命成果(爭民權)。吾人展讀開國文獻,不僅可見其跡象之顯然,而其規劃之精深博大,不啻為今日憲政宏模,預定了行動綱領。
四、法治與人權
法治前途與國家興衰,息息相關。我國由於傳統數千年君主專制的政治結構,因而「臣民的心態」至為根深蒂固,因而民主的價值與信念,缺乏厚實堅定的基礎,人民受民主法治生活之薰陶亦覺貧乏,導致國家缺乏承平時代中穩當運行的民主制度、宏揚法治的精神。國內學者莫不認為「一國的政治,若只是在形式上學得一套民主運作的架構,則這種政治誠如海市蜃樓,既經不起考驗,又容易變質。唯有更進一步去了解民主政治背後的思想、觀念及行為,並透過實際運作與教育方法,來培養這些基礎性的思想、觀念及行為,使政治架構有堅強的礎石,如此才是宏揚法治的精神,維持社會秩序的基本之道」(註六)。現階段台灣法治政治實施雖有具體之成果,但本於精益求精、止於至善之精神,仍面臨破壞法治的障礙,如不諱疾忌醫,下列各點尚有待檢討改進之必要:(一)民主運作有偏差:諸如選舉弊端,金錢、暴力介入,污染民主,破壞秩序;議事功能不彰,藉刪除預算要脅行政官員就範、藉質詢為身人身攻擊、藉杯葛影響議事進行、爭氣不爭理以肢體語言取代理性的辯論等等。(二)不法的言論泛濫:無論民意代表或是各種新聞媒體,譁眾取寵,發表攻訐政府、官員之不法言論和文章,其謾罵、譏諷、侮蔑,言論自由偏差程度已無視國家法律之存在。(三)對自由真諦誤解、誤用:濫用民主、誤解自由,誤以為任性放縱、無拘無束、為所欲為才是自由。民主自由之真諦在保障自由尊重人權,但非漫無限制,而是為了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為難、維持社會秩序、增進公共利益,此所以依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應予限制以維護整體人民獲得更多、更完美的自由。上述誤解、誤用民主自由之心態,實在是法治社會中極不正常的心態,亟待改進。(四)社會秩序的紊亂:如奢侈萎靡、作奸犯科導致社會道德低落、治安水準的衝擊、犯罪率居高不下,使祥和社會充滿暴戾之氣。社會、學校、家庭充滿新興威脅,面臨了脫序的隱憂。(五)法理情的錯亂:社會大眾守法觀念薄弱,官員行使公權力不彰,導致「以情審法、捨法就理」之現象。為解救法治之困境,似應從下列各項努力以赴:
1.養成守法崇法之精神,維持社會善度風俗、修養法治習慣。使人人以守法崇法為榮,以違法亂紀為恥!
2.建立法律制度,奠定法律基礎:「民主國家所賴以綱維者,就是法律與制度」。除制定正確進步之法律外,並修正不合時宜之法律,使法律合乎公正、公平、合理及公意之原則。且法律與現實不可脫節才能建立威信,發揮規範功能。
3.強化司法功能、保障人權、厲行法治:一國之治亂繫於政治之隆污,社會之安定,端視法律制度之良窳。韓非子有云「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故司法工作者之基本任務,固屬聽訟拆獄,排難解紛,但不能以此自滿自足,仍須有治國救世之抱負。司法同仁不僅要為國家推行法治盡最大的努力,同時還要負起為人群服務之責任,凡事不宜墨守成規,允宜以時代的先驅自任。總之,司法為法治的基礎,司法對社會具有教育的功能性,司法審判要獨立,司法才能成為民主、自由與法治的保障。孫中山先生曾云「立國於天地不可以無法也。立國廿紀文化競進之秋,尤不可以無法。所以張人權,亦所以遏邪辟。法治國之善者,可以絕寇賊、息訟爭,西洋史載班班可考;無他,人民知法之尊嚴莊重,而終身以之耳」此段說明,足以喚醒國人提倡法治,普及法律教育之重要,司法人員實應痛自策勵,共同完成法治建國之大業。
五、 人權思想之發展
「自由」,即通稱政治或法律意義下的自由,追溯至英國一二一五年的大憲章(Magna Carta)的自由,指某些人或某一地區所享的特權,此時「自由」與「權利」相通。「諸自由」(Liberties)與「諸權利」(Rights)並用或互調使用。此時所謂「諸自由」與近代綜括的「自由」觀念迥不相侔。及至十七世紀初,自由與自然法(Natural Right)的觀念合流,乃成為抽象的自由觀念。從十七、十八世紀迄今,「自由」一詞常被用為「權利」的同意字,或用以概括一切有保障之權利而言。在當代將「自由」與「人權」同視為最佳例證厥為聯合國憲章和它所有的其他重要文件。在該憲章中將「人的權利」(Human Rights)和「基本的自由」(Fundamental freedoms)相提並論。憲意中將「人的權利」和「基本的自由」並舉,咸信是受到羅斯福總統「四大自由」的影響。羅斯福在四大自由的咨文中略謂「諸自由即等於諸人權,在各處均取得至高的地位」,聯合國文獻中每提及「人權」,幾乎必舉「基本自由」,更加強羅斯福「諸自由即諸人權取得至高地位」的主張,極明確而肯定地將人權與基本自由視為同義(註七)。所以近三百年的人權運動史就正是近代的自由史。在十八世紀末期美法革命,是近代人權運動的高潮,其後聯合國的時代,因受到極權主義的刺激,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日聯合國大會在巴黎通過「世界人權宣言」更對人權作史無前例的宣告,將人權史開創全新的局面。從聯合國文獻中常見「自由」與「人權」緊密聯繫在一起。聯合國憲章及世界人權宣言更擴大、更充實了近代的自由觀念。這種將基本人權普及人人之觀念已被廣泛承認,平等的人權不只是倫理學上的空談而為世界上各國所廣為接受。今日世界最需要一種「法治結構」(Legal framework),藉以保障基本人權、保障永久和平,因此基本人權不是「事實」,也不僅是「法規範」,並且是自由人類的「一種信仰」。人類為保障此等人權而成立邦國政府,所有機關、組織、以及無數的個人,交織發出作用,構成強大無比的力量,以經常確保已贏得的自由,並促成新的必需的權利。
六、 人權的真諦
由於世界各國之歷史文化不同、地理經濟互異,各國對「人權」概念之理解詮釋、「保障人權制度」之釐定實踐,自然隨之各具特色,彼此不同。所謂「人權」乃是人類往昔所稱之「自然權」(Natural Rights)之現代用語。換言之,人類之所以異於禽獸,乃生而具有理性與道德之天賦;為使人類獲得理性而道德之生活,必須賦與不可讓與、不能消滅之天賦權利,此為「自然權」,亦即「人權」之雛型(註八)。
如前所述,自由與人權同其涵意,而近代以「權利」譯(Rights)一字,早已成為法律名詞,綜合「人權」的觀念和制度,有以下特點:(一)人權是屬於「所有的人」(All men),並非屬於政府所指定之「公民」。亦即一七七六年六月十二日維吉尼亞州之人權宣言中所說的「所有的人」;同年七月四日之美國獨立宣言中所說的「所有的人」或其他人權宣言中所說的自然人(All persons)。(二)人權是「先於」邦國與政府:無論傑佛遜起草之人權宣言或美國獨立宣言中均載明,國家及政府之成立與「存在的理由」即在保障這些「先在的」人權,國家只是承認和維護人權的,而不是製造或頒賜人權的。(三)權利是分「不能出讓的」(Inalienable)與「可出讓的」(Alienable):「權利法案」中記載之權利是不能出讓的。能出讓的權利,信託給政府,其內容、權限及運用方法均載於憲法,政府如破壞這些權利存在之目的,人民可以變更或撤銷。(四)不可出讓的權利乃是劃除在政府權利之外:有些自由是政府不能「觸及」(Touch)、不能干擾的。傑佛遜並稱「本議案中所堅持的權利實係人類之自然權利,今後如有撤銷或縮小本法案之通過,此種法案即為對自然權利之損害」。(五)「權利法案」(Bill of Rights)將基本權利列舉之後,並做概括性的保留:因為人權並非某一個特定階段的政治生活所能表達無遺,法律亦無法鉅細靡遺,人類當為基本人權的新問題以修正或增補憲法之方式予以保留。(六)基本人權非議會所能限制:憲法乃法律之尺度,一切立法及規章奉之為圭臬,法院尤應嚴格依據憲法以防止任何立法或任何政令更動或限制基本的諸自由、諸權利。(七)基本人權無分多數或少數:權力法案中所列舉之權利乃屬於每一個人,基本人權之功用即在防止「多數專制」之發生,多數之決議永不能損及少數之基本權利。(八)權利法案乃一般生活中最不可缺乏之保證:這些權利是人類生存最基本的需求,所以這些權利必具有固定性與穩定性,以憲法或法律保障乃屬必要(註九)。
七. 厲行法治保障人權-代結論
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民權論」反對西方的「天賦人權」學說主張任何人一出生即由上帝所賦予的理論,他認為人民非經革命手段不能獲得並享有人權,他強調「手段」有別於西方之重於「目的」。因此人權思潮由純理論落實到法律之中,皆和革命運動相結合。「人權成文化」先由美國發端,歐陸法國後繼,我國則在本世紀初始,接受人權的洗禮。我國憲法第七條至十八條臚列各種人權條款,在第廿二、廿三條規定限制要件,人權之所以被限制乃以牴觸公共利益為理由。鑒於司法的功能與人權的保障息息相關,唯有健全之司法始能貫徹人權保障,故厲行法治保障人民在法律上之平等、人民有請求人權保護之權利、罪刑法定主義以保障身體自由、審判獨立公開、殘酷刑之禁止等措施實屬必要。因此,不但司法本身應力求日新又新、力求日益精進,更應促進社會崇法守法之觀念,才能提高對人權普遍重視,唯有共同厲行法治以保障人權司法成為社會公理正義最後一道防線之功能才不致於喪失。於茲政府極力倡導「人權立國」之際,身為現代國民更應深切體認人權要向上提升必須人權向下扎根,國家才能可大可久。

註解註一:李鴻禧「憲法與人權」,台大法學叢書,一九九四年,第二七六頁。註二:小林直樹「憲法構成原理」,一九六六年第四版,第二0五頁。註三:楊國宏「試論司法人員應具備的道德勇氣與社會責任」,司法周刊第二九八期、第五版。註四:鄭正忠「如何宏揚法治精神,維持社會秩序」,司法周刊第二四九期第六版。註五:林紀東「行政法」、三民書局,第六六頁至七十頁。註六:同註四。註七:「自由」與「權利」互相解釋最顯例證見於一七七四年九月五日在費城所宣佈的Declaration and Resolves of the first Continental Congress,“4. That the foundation of English liberty and of all free government,is a right in the people to participate their legislative council;……”。聯合國中將憲章人權與基本自由並舉的五條為:Art. I(3);Art. 13(16);Art.55(C);Art.62(2):Art. 76(c)。0註八:李鴻禧前揭書,第二七六頁。註九:張佛泉「自由與人權」第四章「基本人權之性質」,一九五四年,台北:台菁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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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8月6日 星期四

周美青申退 台法促會鳴不平

2008-5-24

【大公網訊】台北消息:馬英九夫人周美青為了利益回避,日前向任職的兆豐銀行申請退休。台灣法治促進會今天指出,世界人權宣言、聯合國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都明定「人人應有機會憑其自己選擇和接受的工作來謀生,「總統」家人的工作權無法獲得應有尊重,顯示台灣工作權保障仍有極大的努力空間。
據香港中通社五月二十四日電,島內媒體報道,台灣法治促進會理事長張學海認為,周美青長期以來一直努力扮演各種角色,無論是工作單位的法務處長或市長、「總統」的妻子,她都恰如其份、全力以赴。不過,社會大眾在「總統」選舉過后,一直睜大眼睛關注周美青下一步是否要辭職,未以平常心看待,以致干擾她正常上班,並因為利益回避問題而申請退休。
他表示,周美青獨立自主的新女性形象,已經為現代台灣女性樹立典范,社會必須尊重周美青的選擇,只要她能發揮法律專業善盡利益回避的責任,本可期待她以「在職第一夫人的角色」向世人證明台灣社會存在「女性就業無障礙空間」的新典范。
張學海說,他對于周美青工作權未獲得台灣社會的尊重感到「極為遺憾」,社會大眾一面贊揚她獨立自主的個性,卻又一面質疑她違反利益回避,顯然自相予盾。「問題不在職業,而是人的品德操守」,周美青二十多年職業生涯中沒有一件違反利益回避的問題,竟然也無法逃避質疑。
另台中市長胡志強今天對周美青不得已申請退休也表示「很可惜」,認為「只要不影響第一夫人的職責,她為何不能有自己的工作呢?」
另據報道,對于兆豐銀行是否同意周美青的退休申請案,兆豐金內部表示,兆豐銀這次優退方案申請截止日期是五月十六日,周美青是在五月十九日提出一般退休申請,依規定只要直屬長官出具簽呈,在董事長和總經理同意后,董事會通常都會同意;兆豐銀下次董事會在六月五日舉行,屆時就會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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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華僑第二代子女歸根 法促會籲政府重視

:2008/07/29 (中央社記者黃自強台北二十九日電)
台灣法治促進會今天傍晚表示,部分泰國台胞取得泰國國籍並在泰國落地生根,第二代子女紛往歐美或紐澳等國留學,並逐漸到中國求學,這些現象均值得馬政府深入重視,並檢討「老僑落葉不歸根,新僑落地已生根」效應。長期在東南亞從事國際人道援助工作的台灣法治促進會,傍晚對於僑委會委員長吳英毅最近接受媒體採訪,認為海外華人的第二代雖有很多優秀傑出人物,但很少回來,希望加強召喚華人子弟回流,「看看台灣、了解台灣」等說法,發布新聞稿呼籲政府重視此一現象。台灣法治促進會表示,老僑選擇回台灣落葉歸根,兒女們勢必常回來探視,也能多接觸、認識台灣並產生向心力,甚至樂於為國家所用。台灣法治促進會指出,僑胞在僑居國如有穩定事業、良好居住環境、完善社會福利制度,下一代也落地生根,在各行各業有非常好成就,這些人雖是「華裔」,但與台灣逐漸疏遠,因此應積極爭取僑胞歸根與歸鄉。台灣法治促進會以泰國為例,認為有台胞取得泰國國籍在泰國落地生根,台胞第二代紛往歐美或紐澳等國留學,並逐漸到中國求學,這些現象均值得馬政府深入重視並加以檢討。台灣法治促進會說,政府應採取激勵措施避免僑生受到歧視待遇,諸如解決泰緬華裔學生招生身分等問題,才能讓東南亞華僑歸隊,願意把子弟送回台灣。970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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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口提抗告 重挫司法威信

前總統陳水扁辦公室幕僚江志銘(右)昨帶著扶輪社北門社長楊福讓(左)探視陳水扁,並拿著「台灣,阿扁加油」的布條,來替陳水扁打氣。(記者王藝菘攝)
〔記者何瑞玲、李欣芳、林俊宏/台北報導〕台灣法治促進會理事長張學海對特偵組發言人陳雲南說不抗告又改口的轉變表示不解,認為如此反反覆覆是否與電視名嘴及藍營民代抗議、上級行政指導有關?儘管檢方說沒有關係,但社會大眾已看得霧煞煞。
扁辦質疑馬政府下指導棋
陳水扁辦公室昨質疑特偵組的態度轉變,明顯是受到政治壓力的影響,懷疑是馬政府高層人士下指導棋;扁的辯護律師鄭文龍也指檢方受政治壓力改變態度的做法,對特偵組很傷。
扁辦表示,檢察總長陳聰明也認為原則上將提出抗告,依過去經驗顯示,陳聰明遭遇壓力,態度就會有所轉變,這次檢方押人取供,就是因陳聰明先前在立法院遭遇來自泛藍的壓力。
陳聰明否認受到外界壓力
檢察總長陳聰明昨天指出,台北地院前天已經裁定前總統陳水扁無保釋放,檢方尊重法院裁定,但為了未結案件能持續偵辦,原則上將提出抗告,但還是希望特偵組和北檢開會後再決定是否提出抗告。同時也否認檢方因受外界壓力而改變抗告或不抗告的決定。
張學海語重心長地表示,在舉世矚目的大案中司法人員要有抗拒外力干預的擔當,秉持毋枉毋縱精神,才能彰顯台灣司法公正獨立的優良形象。
他強調,對於阿扁該不該押,他沒有特別的意見,只是希望司法機關能夠慎重處理,不要反反覆覆浪費司法資源傷害司法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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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府/馬就任 台灣法促會盼掃族群對立陰霾

http://www.cdnews.com.tw 2008-05-20
王鵬捷/綜合報導  總統馬英九20日就任,台灣法治促進會表示,馬英九應以「全民總統」高度消弭台灣族群對立、化解國務機要費、首長特支費「歷史共業」問題,以立法或大赦甚至特赦方式解決,一掃台灣政治仇恨族群對立陰霾。  中央社20日報導,長期在東南亞特別是在泰國從事國際人道援助工作的台灣法治促進會,除在520新政府成立之際,在曼谷邀集中、泰、台三地青年領袖,對馬蕭新政府提出包括司法、政治、經濟、兩岸發展等建言,並支持馬蕭「拼經濟清廉執政」理念。  台灣法治促進會理事長張學海表示,新政府成立後,應立即派遣部會首長或重要幕僚出國訪問,說明新政府執政願景,聽取僑胞心聲。而泰國僑界也殷盼新政府成立後,優先遴派經貿、僑務方面的首長訪問。  他指出,政府應善用泰國在東南亞樞紐地位的特殊優勢,協助台商在東南亞國家投資,加強在泰國台商投資、管理、金融等方面的協助與輔導,並與泰國政府建立商務糾紛處理機制。  在台灣司法議題方面,他說,新政府成立後應參考日本司法改革作法,成立「司法改革委員會」,彙整各界意見後再召開全國司法改革會議;成立「法治與人權諮詢委員會」推動公務員及校園有關法治與人權意識紮根深耕工作,讓法治與人權融入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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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8月4日 星期二

台菲會議8/14召開 菲方代表近期確定

台菲會議8/14召開 菲方代表近期確定  第四屆台菲勞工會議時間,日前勞委會與菲律賓海外就業署(POEA)預定8月13日至15日召開。由於今年輪由我國主辦,菲律賓代表預計13日抵台,14日與我方代表召開今年度台菲會議,15日返國。  菲方出席名單尚在確認中,在台期間未安排拜會其他單位。馬尼拉經濟文化辦事處(MECO)台北、台中、高雄分處正著手彙整提案,做為今年度的討論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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